揭秘民资参与国企改革的背后

  谈及国企改革，相信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它长期依赖政策、资金、资源等优势，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据数据统计，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达到464749.2亿元，同比增长10.1%；累计实现利润24050.5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国有企业创造的营业收入占比当年GDP数值高达80%以上。

  一方面，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规模式壮大；另一方面，却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持续降低，无法体现出还富于民的特征。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支撑着中国约80%以上的劳动力，但国企在这一占比中却不足20%。与此同时，在不对称的竞争环境下，还存在部分国企排挤民营企业的现象，最终导致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减，而国企却呈现出日趋壮大的局面。

  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国企因各种优势的结合，从而导致国企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实力悬殊。至于民营企业，甚至难有立足之地。显然，这并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大转型。因此，国企改革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如何实现国企的进一步市场化、如何正确引导民资参与国企改革等成为了当下的核心问题。

加快国企改革的真实原因

  长期以来，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依靠各种垄断优势，占据了金融、能源、交通等重要领域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因国有企业占据的优势明显，国内基本很难找到竞争的对手。至此，在缺乏竞争的大环境下，加剧了企业内部的人员臃肿现象，也促使国有企业的整体运作效率趋于下降。

  此外，因权力的过度集中，部分国有企业却逐步沦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一般而言，国有资本名义上或者法律上归国家所有。然而，随着政策的变味，部分国企却变成了地方所有。于是，部分地方借助当地的国有企业而实现自身政绩的大幅提升。

  自2008年以后，投资促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步成为了主流。由此一来，地方对当地国有企业的依赖度也大幅提升。

在2010至2011年间，当属国有企业与地方项目对接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期间国有企业对接地方投资的总额高达十多万亿之巨。如果站在双方的利益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与地方的完美对接，不仅能够充分保障地方的政绩需求，且满足了自身的税收增收目的。同时还能够满足企业自身的利益需求，达到互利的效果。

  显然，因国有企业与地方均拥有一定的自身优势，期间难免会进行一些另类的交易。因此，在此背景下，部分流动性的最终去向却无人知晓。

  值得一提的是，国企高管的高薪酬现象已存在多年，而随着社会呼声的加大，实质上也加快了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薪酬改革的步伐。

  据统计，2010至2011年，国资委下属的负责人平均年薪高达65至70万元。至于最近两年，国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水平也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其中，2013年国企上市公司总经理的人均薪酬达到了77.3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国企高管基本由中组部、国资委直接任命，其选拔机制具有极强的行政色彩。不过，随着国企高管的权利不断提升，往往在企业内部会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同时也会缺乏持续可行的考核机制。更有甚至，还可能出现国企高管自定薪酬的问题。

  由此可见，国企改革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时刻，而如何打破国企的长期垄断，如何缓解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巨大矛盾以及如何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而提升国企的整体效率等无疑成为当下管理层急需解决的难题。

  国企改革明显提速

  国企改革是一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同时也是直接决定我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性改革。

近年来，管理层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也下了很大的力气。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无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今年7月，国企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开展“四项改革”试点名单，六家中央企业纳入首批试点。

  其中，针对四项改革的试点，分别包括：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在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企业中选择2家—3家开展派驻纪检组试点。

  此外，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此举在提升非公有经济财产权方面提供了政策性的保护，也为民资参与国企改革带来了积极性的影响。

显然，一系列的举措对民资参与国企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国企改革的加快推进铺平了道路。

民资参与国企改革的背后

  引入民资对国企而言，即是机遇又是挑战。然而，在国企改革的推进进程中，混合所有制拓宽了国企改革的新空间，而引入民资，却能够起到盘活国企资产，提升国企竞争力的作用，同时也是国企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实际上，自今年以来，国内多家知名上市公司也在相关方面做了不少的功夫，也给市场看到了改革的希望。

  早在今年2月19日，中国石化发布公告称，公司全体董事于当日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启动中国石化销售业务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议案》。

时隔不到7个月，即在今年9月14日晚间，中国石化发布公告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与25家境内外投资者于9月12日签署了《关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拟由全体投资者以现金共计1070.94亿元(含等值美元)认购销售公司29.99%的股权。

  显然，此举意味着大型央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开了先河，而中国石化的此次改革也成为市场关注的亮点。

  站在中国石化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借助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再通过引入民资等手段来激发企业的活力，进而完善企业的体系机制，最终实现企业的管理力与执行力的大幅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石化的此次混改中，存在着几大亮点，其中包括了新董事会的设立以及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显然，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确实看到了中国石化的国企改革在“动真格”。

  以前者为例，在新成立的董事会中，为了强化民营资本的话语权，以平衡各方的权益，未来或将大幅削减中国石化自身的股权占比，从而达到提升民资话语权的作用，此举也是此次中国石化混改的一大创新。

  再以后者为例，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意在打破过去充满行政色彩的任命形式，拟有效改变国企高管由中组部、国资委直接任命的传统选拔机制，其目的在于提升企业的活力，强化了执行的效率。

  今年7月28日，交通银行发布公告称，确认正在研究改制。至此，交通银行有望率先成为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上市银行。

  交通银行拟率先实施混改，其根源在于交行特有的股权结构优势，这也加快了其改革的步伐。

  从交通银行的股权结构分析，其不仅包括了国资、外资，还包括了民资。显然，交通银行的股权结构已经具有了混合所有制的初步特征。不过，在国企改革的大浪潮下，交通银行也需要跟进改革的节奏，拟借助改革的契机提升民资的话语权，或引入更好的战略投资者，为企业的发展增添更多的活力。

  因此，交通银行率先实施混改，确实具有重要性的战略意义。无论从银行自身的转型发展，还是从推动银行业的改革转型来看，都是具有重要性的价值意义。

  除此以外，作为近年来盈利能力持续下滑的中国铝业，其对改革的态度就更加明确了。

  根据中国铝业近几年的财务数据分析，确实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下滑，企业的活力下降无疑成为当下中国铝业管理层深刻反思的问题。

  企业业绩的持续性亏损，中国铝业将主要的问题归咎于电解铝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产品市场的长期低迷。

实质上，上述原因仅仅是电解铝行业持续低迷的直接原因，并非根本原因。纵观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其实也有不少企业已借助转型升级而实现恢复性的发展。然而，中国铝业仍旧深陷巨亏的困局，确实让人感到疑惑。

  近年来，中国铝业在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也下了苦功。其中，中铝公司正在积极寻求与行业内的优秀民资企业合资合作，以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再者，通过民资的引入，来改变中国铝业过去的发展困局，以激发企业的活力，此举确实是一次影响深刻的改革。而中国铝业能否走出困境，也得看其改革的动力。

  引入民资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国企改革的进程，确实具有重要性的影响。此外，随着民资的引入，各种优秀的经营管理理念也将会逐步注入到国企之中，从而从本质上推动国企改革的步伐，逐步实现国企的转型升级。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引入民资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必然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因此，民资分享国企改革大餐仍需时日。

  从中国石化、交通银行，再到中国铝业等上市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实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

  其中，以中国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实质上也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从其中的改革亮点分析，确实有着诸多的疑点。

  设立新董事会无疑是中国石化的混改亮点之一。

按照规则显示，民资原本仅占30%，但实质上在董事会中却拥有了30%的股权占比，其话语权明显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石化集团的话语权却遭到大幅削减。

  其中，中国石化集团本来的控股为70%，却在新董事会的11名董事中，仅占据4个席位。显然，其话语权确实遭到了很大的限制。至此，集团话语权大幅下降，但民资的话语权却得到盲目地提升，这无疑会引发市场的担忧。

  再以交通银行的混改方案为例，实质上在传统银行体系中，实施混改，引入民资等问题确实会牵涉到各方的利益。其中，在传统银行中，存在最大的改革难题莫过于董事会的决策功能难以得到真正的体现。或者说，其真正的话语权被权力部门或者地方政府掌控。至此，即使引入民资，提升了民资在董事会的话语权，也难以打破过去传统的决策格局。显然，站在传统上市银行的角度来看，混改不仅仅是一次改革，同时它还是一次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而其改革能否成功关键还得看政策的支持力度及银行自身的改革勇气。

  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国家早已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民资的引入。而在随后的2010年，国家还出台了“新36条”进一步明确鼓励和引导民资参与到国企改革之中。

  遗憾的是，多年来，对于大部分盈利能力较好的垄断行业，基本拒绝民资的进入。而缺乏盈利能力的领域，却缺少民资的参与。至此，政策实行至今，国企引入民资的效果甚微，甚至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对此，笔者郭施亮认为，政策的支持力度与相关领域的开放程度将直接影响民资参与国企改革的进程。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开展，未来民资逐步进入盈利能力较好的垄断领域也会是大势所趋。不过，在未来民资进入部分具有盈利能力较好的垄断领域的同时，还得保障民资有一定的话语权，以实现双方互利的目的。